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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2013-02-15 13:21:22|  分类: 悬疑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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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全国人民书系列之四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二、对历史疑点的集中扫描与剖析

1、陶洙与狄葆贤

 

陶洙跟“戚序本”(包括“有正本”、“戚沪本”和“戚宁本”)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多方面的史料证据中看出端倪,两者的关系远不只是陶洙在一系列“脂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上抄录和发挥“有正本”批语这么简单。

 

欧阳健在《还原脂砚斋》一书中总结了“脂砚斋”(陶洙伪造的批语者)炮制大量批语的几种办法:

 

一、直接抄录有正本上的批语。甲戌本脂批总数1587条,495条据有正本抄录,31.19%的数量就一下子解决了。

二、顺着有正本批语的路子加以发挥:如嘲讽“今本”的路子,暗示“后来结局”的路子,等等。

三、采用最简单的批量生产方式,如频频地称“妙”道“好”,且“叹”且“哭”之类,即所谓“余批重出”者也。

欧阳健著:《还原脂砚斋——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428页。

 

陶洙在“己卯本”上写了三条“题记”,其中一条谈到了他对“有正本”的看法:“戚蓼生本,即有正书(局)印行者,最完全,惟无眉批行间评批耳。”(转引自冯其庸:《关于己卯本的影印问题及其他》。《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第292页。)陶洙说的“最完全”,是指“有正本”的回目正文有八十回,不像“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那样残缺不全。陶洙说“有正本”“无眉批行间评批”,这其实就道出了他在“有正本”批语的基础之上“批量生产”眉批和行间评批的隐秘与动机。

 

陶洙说“有正本”“无眉批”,这句话深有意味。“有正本”当然是有“眉批”的,只不过这些眉批正如胡适所说“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陶洙对这个事实显然一清二楚,因此在他亲手伪造的系列“脂本”上对狄葆贤撰写的眉批一条都不录。

 

那么,陶洙是如何知道这个事实的呢?从表面上看,当然是因为胡适早在1928《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来了。陶洙在评价“有正本”的这条“题记”之上写到了“庚辰本”:“庚辰本,今在燕大。”“庚辰本”被燕京大学图书馆买入,是在194955日(参见冀振武:《〈庚辰本〉的转手过程》。《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四辑,第89页),因此陶洙的这条“题记”肯定写于此后。

 

另一方面,陶洙本人跟狄葆贤关系密切,他很可能因此对“有正本”添加眉批的情况深知底里。周汝昌在《〈红楼梦〉版本常谈》一文的“附记”中写道:

 

当年陶洙先生有一次见访于燕大,对我说:在狄平子逝世之前最后晤面,偶然提起石印戚本来,狄平子闻言,即摇手急言:“嗐,嗐!……那个不行。还有好的……”陶先生抱憾当时未能追问他究指何本。

周汝昌:《〈红楼梦〉版本常谈》。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红楼梦版本论丛》。1976年5月,第26页。

 

在陈林看来,这不过是陶洙欺骗周汝昌的又一个谎言,其目的也许是为了给陶洙新抄录、后来被称作“北师大藏本”的本子的现身作铺垫。但是陶洙编造的这一通谎言却表明了他跟狄葆贤的密切关系。

 

陶洙跟狄葆贤的交往始于何时难以确考。狄葆贤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民国二十八年(1939)卒于上海;狄氏家族是江苏溧阳的望族,狄氏本人是文学家、诗人、佛学研究家和红楼梦研究家,同时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家和慈善家(参见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陶洙生于1878424日(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陶洙家族也是江苏武进(今常州)的望族,陶洙之兄陶湘、陶瑢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从两人的生平经历、兴趣交游等情况来推测,狄葆贤和陶洙也许很早就开始交往了。

 

狄葆贤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33岁)在上海创办《时报》和有正书局,1904年到1921年这十七年是狄平子经营报业和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参见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他和陶洙的最初交往或许可以追溯这一时期。

 

2、陶洙与“蒙古王府本”

 

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文献和陈林的研究成果两方面来看,陶洙跟一系列“脂本”的现身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和“北师大藏本”显然都是陶洙亲手伪造的;其它几个“脂本”虽然暂未做公开的笔迹鉴定,但仅从目前的史料文献来看,陶洙跟其中几个本子有密切的关系;而陶洙跟“蒙古王府本”的密切关系,恰恰可以反映出陶洙跟“戚序本”的关系非同一般

 

“庚辰本”被燕京大学图书馆高价买入的具体经过,长期以来学界都以冀振武《〈庚辰本〉的转手过程》一文转述魏广洲撰写的《追述〈石头记〉(庚辰本)发现与过程》为是。陈林暂未找到魏广洲的原文(陈林按,载非正式刊行的1984年第五期《古旧书讯》),从冀振武的简要转述来看,“庚辰本”是当年北京小书店“多文阁藏书处”的老板魏广洲一手经办卖给燕大图书馆的。

 

魏广洲经郑振铎的介绍,找到了燕大校长陆志韦,陆叫魏去找聂崇歧(陈林按,燕大图书馆代理主任);聂崇歧、齐思和、孙楷第等人“看书议价”后,孙楷第决定以“七十美元(折合黄金二两)”买入。最后魏取“庚辰本”送到燕大图书馆,聂办理了相关手续,魏收款后通过萧福恒转交给徐星署家属“徐老太太”

 

从冀振武的转述来看,这笔买卖跟陶洙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周汝昌在《〈一代名士张伯驹〉序言》中却透露,“庚辰本”的“出世”,是他和张伯驹、陶洙三人共同促成的!周汝昌写道: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

参见任凤霞著:《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甲辰本”(“梦觉主人序本”、“脂晋本”长期以来被说成是“1953年发现于山西”。俞平伯在19531030日撰写《〈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一文时,就提到“近在山西发现的乾隆甲辰本”(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第920页)。迄今为止,没有人在公开的文章中提到“甲辰本”被“发现”时收藏者是谁,谁“发现”了这个本子,以及什么人以何种价格收购了“甲辰本”,这个本子的收藏与“发现”似乎跟陶洙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吴恩裕却提到“一九五四年陶心如先生为余抄寄一七八四年乾隆抄本红楼梦(即所谓‘甲辰本’)序”(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一版,第123页)。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杨继振藏本”、“梦稿本”)是北京文苑斋书店19593月收购的,《光明日报》621日以《高鹗手定〈红楼梦稿本〉的发现为题》作了报道;俞平伯在《北京晚报》628日发表《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认为“这抄本发见的重要性,不容怀疑”(参见欧阳健:《“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辨伪》。《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月第3卷第1期,第91页)。据说这个“梦稿本”也是“在山西发现”的(参见夏荷、花美云:《〈红楼梦稿〉是一切抄本的母本》。《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30页)。由于一般研究者认为陶洙死于1954年,因此“梦稿本”似乎与陶洙完全没有关系了。

 

“蒙古王府本”的情况与此相似。《文汇报》1961617日刊发周汝昌所写的《简介一部红楼梦新钞本》署名“玉言”),文中提到这个“新钞本”“是北京图书馆不久前才收得的”(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832页);周汝昌在19633月所写的《清蒙古王府本》一文中又提到,“蒙赵万里先生见告:这本子系一清代蒙古旗王府的后人所出”(参见同前,第818页)。

 

然而据陈林考证,陶洙直到1959年夏天还活着,作有花鸟图一幅,钤印“七十以字行”,题款“仲田二兄雅令已亥夏八二病夫陶心如力疾作”;据网名“孤鸿道人”的一位红楼梦研究者在网络论坛上披露:“陶洙死在1961年的冬天。”赵万里跟陶洙的交情看来相当深厚,陶洙曾告诉周汝昌,“庚辰本”的“照相本”只有两份,一份是陶本人收藏,“另一份由赵万里先生收藏,但人皆未知”(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18页)。据网名“江海红狐”的一位红楼梦研究者查证,目前这两份“照相本”都由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中一份曾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过。

 

上述事实都集中指向一个推论:陶洙很可能跟这些“脂本”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张俊、曹立波、杨健等人对陶洙亲手“汇校汇抄”的“北师大藏本”的校勘研究,更是充分验证了这一判断。

 

张俊、曹立波、杨健三人仔细对比了“北师大藏本”正文与多个“脂本”正文的异同情况,他们的判断是:“师大本乃据己卯本、甲戌本、戚序本、程甲或甲辰本钞补校改而成;但也有少量异文,与其它本子如舒序本、梦稿本、蒙府本、列藏本等相同。”“师大本上的少数异文,与舒序本、列藏本、梦稿本、蒙府本等相同,按陶洙1954年去世的时间来看,这几种版本他看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舒序本为吴晓铃旧藏,朱南铣有影钞本,藏国家图书馆,陶洙是否看得到?还是个未知数。梦稿本于1959年春发现,现藏中国科学院文研所图书馆。蒙府本,1960年发现,现藏国家图书馆。列藏本,道光十二年(1832)传入俄京,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这些本子陶洙几乎是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的。那么,与之相同的异文又该怎样解释?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张俊、曹立波、杨健:《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考论》。《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三辑,第109~110页。

 

张俊、曹立波、杨健囿于未经证实的成见,作出了“陶洙几乎是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列藏本、梦稿本、蒙府本”的判断,因此无法对“北师大藏本”与这几个本子异文相同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他们写道:“这少量异文的出现,是随意改之,英雄所见略同,抑或另有他本所依,目前尚不清楚。”可是对于陈林而言,合理的解释有且只有一个这些本子全都是陶洙亲手伪造并勾结他人共同贩卖的!至少一点,这些本子全在陶洙手中收藏过。

 

3、陶洙与“戚序本”

 

上文提到,陶洙跟“蒙古王府本”的密切关系,恰恰可以反映出陶洙跟“戚序本”的关系非同一般。陈林的这一判断,是基于“‘蒙古王府本’与‘戚序本’同源”这一事实作出的。

 

这里说的“戚序本”包括三个本子,即“有正本”、“戚沪本”和“戚宁本”(“南京图书馆藏本”,简称“南图本”

 

魏绍昌在《谈“有正本”的底本》一文中详细介绍和论述了“戚沪本”。魏绍昌写道:“一九七五年冬,上海古籍书店在清仓整理库存时,发现了十册前四十回的《石头记》手抄本,经多方审核,可以肯定是清末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上半部的底本。”(魏绍昌:《谈“有正本”的底本》。魏绍昌著:《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1页。)这里所说的“底本”的意思是:有正书局当初就是将此抄本直接摄影上石付印,“至于狄平子增加的眉批,根据抄本书眉上尚有未去净的粘迹,可以说明是另用白纸将批语写好浮标在书眉上,摄影之后又去掉的”(同前,第18、19页)。

 

据曾目验并对勘“有正本”的胡文彬介绍,“戚宁本”从笔迹上分析,“此抄本系三人抄写而成”,“南京图书馆在本书标签上注明系‘根据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重抄’。抄本内保存另一标签云:‘泽存书库藏书,子部,小说类,评话之属,清曹雪芹撰,石头记,八十回,二十册,抄本”(胡文彬:《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14页)。胡文彬没有说明“泽存书库”究竟属于何人,他只是简略而含糊地写道:“据介绍,抄本原藏昆山于氏,封面题有《石头记》字样,约抄于清咸同年间,后归扬州靖氏。现藏南京图书馆。”(同前,第16页。

 

胡文彬在此提到的“扬州靖氏”,从多方面来看,指的就是据称收藏“靖藏本”的扬州靖应鹍家。胡文彬的这个说法似乎不见他人提及。最早系统介绍“戚宁本”的毛国瑶在《谈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抄本〈红楼梦〉》一文中写到,“一九六四年,我得悉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八十回的抄本”(《红楼梦版本论丛》,第160页)。毛国瑶并没有说是谁告诉他这个情况的,如果胡文彬的说法属实,那么告诉毛国瑶有关“戚宁本”信息的,应该就是靖应鹍本人。

 

奇怪的是,毛国瑶从未公开说过靖应鹍家收藏过“戚宁本”,他只是说:“后来知道‘泽存书库’是汉奸陈群的,则此书原属陈群。南京图书馆入藏当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同前,第160页。)毛国瑶在文末注释中又写道:“高一涵先生见告,此抄本在一九三○年前后曾属昆山于氏。封面有‘石头记’三字。并谓抄写时代约在清咸、同之间。此封面今已不存,当是归陈群后重行装订时易去。”(168页。

 

那么,高一涵的说法根据何在呢?今已无从考证。因此,毛国瑶转述的高一涵的说法根本就是属于没有任何正当证明力的“小道消息”,“戚宁本”的归属看来最早只能追溯到汉奸陈群。这样一个事实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陶洙跟“戚宁本”具有某种联系。

 

陈群曾出任1940年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内政部长”;当时在北平的汉奸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与陶洙兄弟交情深厚的大汉奸王克敏;与陶洙交情深厚的董康曾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前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而陶洙本人于1938年出任“司法委员会秘书”,直接效力于董康;董康后来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

 

陶洙跟“戚宁本”及陈群究竟是何关系,这就需要对其他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蒙古王府本”与“戚序本”“同源”。

 

林冠夫曾在《论〈石头记〉王府本和戚序本》以及《论王府本》这两篇论文中详细研究了“蒙古王府本”、“有正本”、“戚沪本”和“戚宁本”及其相互的关系。林冠夫以大量文本对勘比较得出了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结论:府本和各“戚序本”同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林冠夫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重要的事实来证明这个论点,例如:

 

(一)在回目方面,府正宁三本之间差异极小。因而,三者与其他各脂本发生异文时,既一致又明显。

(二)府正宁三本的正文十分接近,它们有相同的衍文、相同的夺漏、相同的错字和相同的改笔。三本与其他脂本的共同异文“不是偶然出现几处或几十处,而是大量存在,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举不胜举”。

(三)三本在回目的分断处和与之有关的文字处理方面异于他本,而三本则“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四)如果不算府本多出的大量其他脂本均所未见的行间侧批,府本与正宁二本的“脂批”“从总的来看,内容、条数以及位置等等,都无不相同。所以,实际上从脂批中同样可以看到三本的共同来历”。

(五)府正宁“三本的行款版式,共同点也很明显”。

(六)某些字的特殊写法,三本也都往往一样。

(七)“戚沪本”是“有正本”据以石印的“底本”。

参见林冠夫《论〈石头记〉王府本和戚序本》。《文艺研究 》1979年第2期。

 

其次,林冠夫的论文以大量文本对勘比较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府本和各“戚序本”与“庚辰本”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在夺漏、补缀、情节与其他脂本的歧异、传抄的讹误、脂批、回前诗与回末联的存阙等方面与“庚辰本”“大体相同”另一方面,府本与“戚序本”正文的异文往往同于“庚辰本”

 

林冠夫似乎并不知道“庚辰本”正是陶洙亲手伪造的假古籍,因此他根据各本对勘比较的情况断定“府本”和各“戚序本”的“祖本”“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整理本”,这个判断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判断应该是:陶洙在伪造“庚辰本”时,曾以“蒙古王府本”为主要参考

 

这一判断直接导致另一个重要的推论:“蒙古王府本”一直在陶洙手中,陶洙直到他罪恶的一生结束之前不久才将“蒙古王府本”卖出去,这是他生前卖出去的最后一个本子。陶洙的好友赵万里19051980)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因此“蒙古王府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购很可能是赵万里直接操办的,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给贫病交加的陶洙提供最后一笔救命钱

ThinkPad R 系列 - McZain Chang - McZain Changs blog 赵万里像。资料来源:中华古籍网

 

陶洙为什么会藏有“蒙古王府本”呢?从种种事实来看,“蒙古王府本”、“戚宁本”、“戚沪本”是在炮制“有正本”的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产品(或废品)下文详细辨析),因此陶洙就与“蒙古王府本”及三个“戚序本”的出现有了直接的关系。所谓“直接的关系”,一个意思是:陶洙亲自参与了这几个本子的炮制。

 

4、云遮雾绕的“戚宁本”

 

陈林判断“蒙古王府本”、“戚宁本”、“戚沪本”是在炮制“有正本”的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产品(或废品)”,依据的一些基本而重要的事实是“蒙古王府本”,尤其是“戚宁本”本身呈现的显著特点。迄今为止,陈林无缘得见“戚宁本”原件或复印件,对“戚宁本”的判断主要依据毛国瑶、林冠夫、魏绍昌、胡文彬和严中等人公开发表的文章。

 

与其他“脂本”早就出过多种影印本不同,“戚宁本”在南京图书馆长期处于“秘藏”状态,外人鲜有能窥其全貌者。杜春耕、邓遂夫、于鹏等人以及少数藏书家收藏有“戚宁本”复印件,但据说南图已经不再准许复印,即使本馆工作人员也不行。杜春耕在近年一个题为《〈红楼梦〉是一部开放的小说》的演讲中谈到“戚宁、戚沪两本的鉴别工作是近期才完成的”,这实在是一件颇为怪异的事情。

 

更奇怪的是,杜春耕在演讲中说:“有正书局石印本实际上就是戚沪本的影印本(1911~1912年分两次石印出版),但在影印时狄平子贴改了其中几十个他认为有误或不合适的文字。而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戚宁本经详细核对,发现除开头几回书是据戚沪本抄录外,基本上全部是影抄本,即它是用戚沪本作底子,在上复上一张白纸,依样画葫芦描抄下来的。但由于戚宁本的抄手有多人,而且为求描抄速度故抄得不是特别仔细小心,故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均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本子。……由于戚沪本的第四十一至八十回原本已遗失,而戚宁本是在这部分失去前忠实地描抄的,而有正书局本在影印时有几十个字的贴改,故戚宁本变得又有参照价值了。”(陈林按,杜春耕的演讲在多个网络论坛上有全文转载。

 

杜春耕对“戚宁本”的基本判断与情理及事实不相符合。如果杜春耕的判断不是出于个人的轻率误判,那就是杜春耕在公然撒谎。杜春耕为什么要撒谎呢?

 

毛国瑶于1964年看到“戚宁本”时,南京图书馆在“戚宁本”的标签上已经注明系“根据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重抄”(参见《红楼梦版本论丛》,第160页),这就是说,早就有人对“戚宁本”做过鉴别,给出了鉴定意见。那么,这个“重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什么人作出的这个鉴定意见?没有人公开解释说明过。

 

从多方面情况来看,“根据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重抄”这个判断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既然有正书局已经印行了“有正本”,是什么人以及有什么必要根据石印本来辛苦重抄呢?“昆山于氏”和陈群又有什么必要收藏这样一本没有多大价值的“重抄本”呢

 

现在杜春耕公然讲“戚宁本”“影抄”“描抄”了“戚沪本”,这就更加不合情理了。既然有正书局要出版石印本,是什么人以及有什么必要去“影抄”“描抄”石印本的底本“戚沪本”呢?根据“戚宁本”与“有正本”、“戚沪本”异文的情况,以及“戚宁本”图片资料对比“有正本”等情况来看,“影抄”“描抄”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毛国瑶在撰写《谈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抄本〈红楼梦〉》一文时并不知道有“戚沪本”的存在,他在文中列举了“戚宁本”(毛在文中称“南图抄本”)与“有正本”在“戚蓼生序文”、回目、批语、正文、断句等方面的大量不同,“说明抄本抄的不是有正本,它自有另外的底本”;毛国瑶还指出:“再说有正本既已印行,又何必花费这许多功夫另去抄写一部呢。”(参见《红楼梦版本论丛》,第166页。

 

那么,“戚宁本”是否“重抄”“影抄”“描抄”了“戚沪本”呢?严中在《“有正本”与“南图本”〈石头记〉校记》一文中明确否认了这种说法。严中比较了“南图本”与“有正本”抄写款式的不同,由于“有正本”是以“戚沪本”为底本石印的,因此严中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南图本”在抄写款式方面与“戚沪本”的差异。严中写道:

 

我们从两本都是八十回、分装为二十册、每册四回、每页九行、每行基本上是二十字的款式来看,知道这两本出自一个祖本。但是当我们从个别行钞为二十一字的情况来分析,知道有同有异:第一回第八页反面第五行、第一回第十五页第一行、第二回第九页第一行、第三回第八页反面第九行、第三回第十四页反面第九行、第六回第十页反面第八行、第九回第十三页反面第一行,有正本均作二十一字,而南图本均作二十字。但此后有十七行两本在钞为二十一字时款式完全一致。

严中:《“有正本”与“南图本”〈石头记〉校记》。周祜昌、周汝昌著,刘宣编:《红楼真本——蒙府·戚序·南图三本〈石头记〉之特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74页。

 

“影抄”“描抄”再不“仔细小心”,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抄出这种行中字数不一样的情况。严中又比较了两本第二十七回和第五十一回中字形完全不同的两处异文(即排除了“形近而讹”的情况),“更加确信两本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而无疑问了”。

 

陈林在此列举几张“戚宁本”与“有正本”对比的图片资料,进一步验证毛国瑶和严中的判断。我们首先来看看两本第五十三回对比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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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网名“梦痴”的红楼梦研究者在网上发布的“戚宁本”复印件与“有正本”对比的图片。页眉页脚的钢笔字是“梦痴”的对比记录。“梦痴”在“戚宁本”复印件第五十三回首页页脚写道:“南图本明显影描于有正本之底本。

 

然而两相对比,“南图本”明显不是“影描”了“有正本”或其底本“戚沪本”。第三行最末一字,“戚宁本”作“”,而“有正本”作“”;第七行倒数第二字,“戚宁本”作“”,而“有正本”作“”。

 

于鹏最近也在网上发布了两张他本人摄于2004102日的“戚宁本”复印件与“有正本”对比的图片资料。从图片来看,“戚宁本”第五十六回这一页首行字抄得太小,字距太密,以至于整行比这一页的其他八行和“有正本”对应页面的九行缩短了两个字的长度如下图)。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是“影抄”“描抄”的结果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既然“戚宁本”不是“重抄”或“影抄”“描抄”了“有正本”或其底本“戚沪本”,那么“戚宁本”的性质就需要重新鉴定。“戚宁本”既然不产生于“有正本”或“戚沪本”之后,那么它就只会产生于“有正本”和“戚沪本”之前。根据“戚宁本”本身的错乱情况来分析,“戚宁本”一定是在炮制“有正本”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废品

 

杜春耕、“梦痴”和于鹏都坚持“影抄”“描抄”说,他们的判断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影抄”“描抄”这个说法却验证了一个事实和陈林的观感——“戚宁本”的字迹跟“有正本”及“戚沪本”的字迹“完全一致”或“非常相近”,只不过后者更为工整严谨,前者略显草率。

 

于鹏曾在网上发布“戚宁本”上“戚蓼生序”复印件的几张图片,这些图片摄于20044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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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将这几张图片经过透视变形,尽量还原成正面垂直视角的页面,与“有正本”上“戚蓼生序”相对比,断定这两个本子上的字迹完全一致,必定出自同一人之手。请看下图对比: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ThinkPad R 系列 - McZain Chang - McZain Chang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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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中)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综合多位论者对“戚宁本”的介绍来看,“戚宁本”的笔迹并不统一,毛国瑶认为是“约三、四人所抄,笔明显不同”;严中认为“钞手不下六人。由于水平不一,难免出现增字、减字”,魏绍昌则介绍说,“戚沪本”“全书用白色连史纸抄写,字体为乾嘉时流行的馆阁体”,“此抄本楷法严谨,字体工整,一气呵成,与南图本全书有几个人的笔迹显然不同,看来是由一手从头到尾抄成的,而在抄写时也较认真仔细,错字、漏字等讹伪之处极少”。毛国瑶和严中都在各自的文章里列举比较了“戚宁本”大量讹误的情况。

 

“戚宁本”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其装帧规格款式,中缝处应标明书名“石头记”、卷数、回数、页数,但是二十册(每册四回)中有很多册未标书名、卷数、回数和页数,有些册只标了页数,有些册则只标了回数和页数。此外,“戚宁本”的正文没有圈句。

 

从上述情况来分析,“戚宁本”作为石印的底本显然是很不合格的,它肯定是在“戚沪本”之前被淘汰的“废品”。即便是“戚沪本”,从魏绍昌的介绍来看,最后照相付印之前,也经过了大量贴改和挖补。

 

比较起来,“蒙古王府本”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林冠夫写道:

 

比较起来,正宁二本的抄手高明些,也认真些;府本的抄手相当蹩脚,水平既低,复又不负责任,“偷工减料”,以致讹误之多,目不暇给。

林冠夫:《论〈石头记〉王府本和戚序本》。《文艺研究 》1979年第2期,第121页。

 

那么,在“有正本”的炮制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阶段性产品(或废品)”呢?这就需要从关涉到“有正本”炮制的有关证据(史料文献)着手分析,“还原”炮制“有正本”的基本“工作流程”。这一基本“工作流程”,正好可以揭示和验证“蒙古王府本”及“戚宁本”出现的本质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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