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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2013-02-15 13:21:46|  分类: 悬疑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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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四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三、对伪本性质的还原与笔迹鉴定

1、“有正本”“已非原稿影印”

 

陈林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戚沪本”、“戚宁本”和“蒙古王府本”的性质可以从炮制“有正本”的基本“工作流程”中得到揭示和验证。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有正本”是造假的最终“成果”;第二,其他三个本子是造假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产品(或废品)”。

 

关于“有正本”的炮制,欧阳健在《还原脂砚斋》一书中已做过详细深入的讨论分析,但未涉及对“戚宁本”和“蒙古王府本”性质的鉴定,陈林在此试做补充性的论述。

 

“有正本”绝不是狄葆贤公然吹嘘的什么“国初秘本”、“原本”的影印本,而是重新抄录、增加评点、最后照相石印的假古籍,这一事实可以被多方面的证据确认。

 

关于“有正本”的底本的来历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夏曾佑18651924售给狄平子19731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艺林丛录》第七编吴则虞《记夏别士》一文写道:“有正书局影印戚本《红楼梦》,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题曰‘国初钞本’,有意欺人耳。”又据郑逸梅说,包天笑(18761973)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有此说,还说狄平子是从北京购得的。包天笑早年在上海曾任时报社和有正书局的编辑,魏绍昌认为“他的说法应该也是可靠的”。(参见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21页。

 

(二)张开模18491908的妻子售与狄平子。上海古籍书店的工作人员曾访问过张开模女婿罗振常之年近八旬的长女罗仲安,据她回忆,张生前非常珍视这部《石头记》抄本;张死后,她听说过张的妻子将此抄本出售,后来到了狄平子的手里。是否有他人转手或介绍,她记不清楚了。(参见同上,第19页。

 

(三)俞恪士18601918赠给狄平子。王伯沆(18841944陈林按,黄炽认为王伯沆生于1871)曾手批王希廉评本《红楼梦》,其中一条批语写道: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2页。

 

1979916日,台湾出版的《出版与研究》第五十四期刊发王三庆写的《再谈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一文,补充了三条印证王伯沆说法的材料:

 

(一)俞大纲在《红楼梦中的戏剧史料》中说:“我的家庭,和红楼梦一书还有一段渊源。有正书局印行戚蓼生本,是我伯父俞恪士先生的藏本,民国初年送给狄楚青先生,狄先生主持有正书局业务时付印,大约有正书局为了争取销路,才题上‘国初抄本’四字。

 

(二)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中说:“寅恪少时居江宁头条巷……伯舅山阴俞觚庵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在印戚蓼生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三)俞大维的回忆。王文记:“去年四月间,曾随潘师石禅参加俞先生主持的红楼梦研讨会,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研究图书馆的休息室中,聆听俞先生对潘师的疑难作了如下的解释:‘当年其伯父任甘肃提学使后,回京师,购得戚序本。后赠予狄楚青先生而付印,虽然底本的板式行颖特征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书印成后,狄先生曾经送给他家的红楼梦印本,足足堆满房间的一大角落。’”

述闻:《戚序有正本〈红楼梦〉流传始末新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二辑,第270~271页。

 

比较而言,“俞恪士赠书狄葆贤”比前两种关于“有正本”底本来历的说法更为可靠。黄炽认为这第三种说法“属于亲目所睹的第一手证据”,而且有“几项材料与之互为参证”,因此“确凿可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参见黄炽:《有正书局〈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底本补证》。《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一辑,第173页)。

 

但是另一方面,王伯沆的批语也写得很清楚明白,“有正本”“已非原稿影印”。一般研究者都认为,狄葆贤只是在“有正本”上添加了眉批,其余回前回末总评,尤其正文中的双行小字夹评,都是底本“原有”的批评。这样的“神话”在欧阳健的《还原脂砚斋》一书中已经被完全瓦解了

 

其实从王伯沆的批语来看,如果王伯沆仅仅因为“有正本”比底本多出眉批就说“已非原稿影印”,那么他的说法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曾经撰写专文介绍狄葆贤生平及其与“有正本”关系的彭昆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王伯沆教授既然是大学问家,焉不能分辨出《戚序本》陈林按,彭在此处指代“有正本”的“原稿”与《有正本》的区别,难道因为仅有狄的眉批,就不认识吗?似说不通。只有他从回目、脂评和正文内容等发现巨大差别后,才作出如此断语。

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第341页。

 

“有正本”是“原稿”的重抄重评本,这一点从有正书局的出版广告和“征求批评”的启事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正本”上集十册是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八月至十一月间出版的,当年十一月廿五日发行的第十四号《小说时报》上曾刊发出版广告,原文如下:

 

《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出版:此秘本《红楼梦》与流行本绝然不同,现用重金租得版权,并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先印上半部十册,共为一套。定价一元八角。

(魏绍昌著:《红楼梦版本小考》,第22~23页。)

 

下集十册出版时也曾在民国元年壬子(1912)十二月一号发行的第十七号《小说时报》上刊发广告,广告同上,加了一行字:“后部十册共一套,定价一元八角。下集第一册封二刊有“征求批评”的启事,原文如下:

 

此书前集四十回,曾将与今本不同之点略为批出。此后集四十回中之优点欲求阅者寄稿,无论顶批、总批,只求精意妙论,一俟再版即行加入。兹定酬例如下:一等每千字十元,二等每千字六元,三等每千字三元。再前集四十回中批语过简,倘蒙赐批,一例欢迎。再原稿概不寄还,以免周折。上海望平街有正书局启。

(《红楼梦版本小考》,第23页。)

 

狄葆贤“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和重金征集批语这两个事实,意味着“有正本”上集十册四十回中的总评和夹批等评点文字都是当代人撰写的,“有正本”是“原稿”的重抄重评本这一事实至为显然。

 

2、炮制“有正本”工作流程分解

 

“戚沪本”是“有正本”据以照相石印的底本,无论狄葆贤最初的“原稿”来自何方,“戚沪本”绝不会是该“原稿”。

 

按狄葆贤出版广告的说法,“原稿”是有正书局“重金租得版权”的,这说明“原稿”并不属于狄葆贤;可是,据魏绍昌的研究,“戚沪本”“在前十册四十回书中,约有八十来个挖补改写过的字”,“加以贴改的地方,并不多,仅二十处,三十二个字”(《红楼梦版本小考》,第14、15页)。

 

狄葆贤凭什么能够在并非属于自己的珍贵古籍上做这么多挖补贴改呢?这样做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即使这个珍贵的古籍“原稿”属于狄葆贤本人,作为一名“文物收藏家”,他也几乎没有可能这样做。因此这个“戚沪本”只能是所谓“原稿”的重抄重评本。

 

这个判断直接导致另一个推论——“戚沪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张开模旧藏”,因此“戚沪本”上“桐城张氏珍藏”、“桐城守诠子珍藏印”、“瓮珠室”、“狼籍画眉”等朱文印章必定出自后人的伪造或加盖。欧阳健对这四方印章的来历作了两种可能性的推断:“可能系狄葆贤所仿刻,在摄影上石付印时从石板上修去”,“甚至亦可能是摄影后补盖,以防他人追究的”(《还原脂砚斋》,第360~361页)。

 

狄葆贤根据“原稿”重抄重评,最终炮制出“有正本”,整个“工作流程”会是什么样呢?历来的研究者从未对此做过仔细的推敲还原,但是这个炮制伪本的基本工序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第一步:全文抄录“原稿”,请“著名小说家”依次在抄本上直接加批;或者请“著名小说家”传阅“原稿”,并用摘句夹条的方式进行评点;

 

第二步:审核所加批语,决定取舍修改,然后全文誊抄小说正文和留存批语,所有批语都按“著名小说家”的评点位置抄录,抄成一本初具规模的“评点本”;

 

第三步:“评点本”经过校核,确定正文及批语,有正书局再次依样依式精抄,为照相石印作准备;如果这个抄本整体上出现严重问题,则必须放弃,重新依样依式精抄;

 

第四步:审核“精抄本”,必要时做适当挖补贴改,确认无误后即照相上石付印。

 

上述“还原”出来的炮制伪本的基本工序,正可以跟“蒙古王府本”、“戚宁本”以及“戚沪本”各自的特点构成相互的验证;这三个本子的性质及它们出现的先后次序,都可以从上述基本工序中得到阐释。

 

林冠夫对“蒙古王府本”做过仔细的校勘研究,他以大量实例说明了该本“抄手不止一人(陈林按,林冠夫认为‘至少十名’),各抄手的情况不一,各部分错讹的状况也各不相同。但从全书看,文字上的衍夺讹误之多,在《红楼梦》的各写本中这是相当突出的”(林冠夫:《论王府本》。《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一辑,第181页);“比较起来,正宁二本的抄手高明些,也认真些;府本的抄手相当蹩脚,水平既低,复又不负责任,‘偷工减料’,以致讹误之多,目不暇给林冠夫:《论〈石头记〉王府本和戚序本》。《文艺研究 》1979年第2期,第121页

 

林冠夫特别谈到了该本“双行小字批错简”的情况,他分析说,这是由于“底本”上的双行小字批本来没有转行的情况,但“府本”在过录时却发生了转行,“过录者没有因此而从新组织,而是照原行直搬,以致于使这些批语成了颇为希奇古怪的天书”(《论王府本》,第184页)。

 

此外,林冠夫还指出,“蒙古王府本”的行间侧批“绝大多数不见于其他各脂本,很引人注目”这些批语“与正文字体笔迹完全相同”,“这就明显地表现出这些侧批是与正文同时过录下来的”《论王府本》,第201、202页)。

 

参照炮制伪本的基本工序来看,“蒙古王府本”应是第二步中“初具规模的‘评点本’”,它的大量衍夺讹误应该是有正书局的抄手们赶时间赶进度全文誊抄小说正文和留存批语的结果

 

这样一个誊抄本并不需要有多高的准确性,它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著名小说家”所加的批语按预定位置抄录完毕即可,“准确性”可以留待付印前的“精抄本”来讲究。这样一种抄写状态可以很好地解释“双行小字批错简”出现的本质原因,而“双行小字批错简”的情况又恰好能说明该本的抄录就是死板照录的赶抄。

 

“蒙古王府本”独有的行间侧批,应是誊抄后又被狄葆贤完全舍弃的批语;其中少量批语被陶洙在“甲戌本”和“庚辰本”上继承下来,这些“重出”的批语很可能本来就是陶洙所作。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蒙古王府本”是迄今为止发现并公开的第一部“脂本”,它当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并公开的在炮制“有正本”过程中出现的第一部“底本”,它就是“戚序本”乃至“庚辰本”的“共同祖本”

 

参照炮制伪本的基本工序来看,“戚宁本”就是第三步中出现严重问题而被淘汰的“精抄本”,它是在炮制“有正本”过程中出现的“废品”。

 

上述判断直接导致几个重要的推论:第一,陶洙本人一定参与了“有正本”的炮制工作,而且很可能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第二,陶洙本人显然对“蒙古王府本”“情有独钟”,不但毕生珍藏,而且以它为炮制“甲戌本”和“庚辰本”的重要参照;第三,赵万里在“蒙古王府本”的鉴定问题上显然撒了谎,他包庇假古籍的罪责无可推卸;第四,“戚宁本”很可能就是从陶洙手中贩卖或馈赠出去的,这是一次很“经典”的“废物利用”,成功地欺骗了陈群;第五,高一涵和靖应鹍与陶洙的关系有待考证追查。

 

3、“抄手不同”的错误判断

 

进一步验证上述判断和推论的一个关键证据,就是对“蒙古王府本”、“戚宁本”和“戚沪本”进行全面细致的笔迹鉴定。

 

林冠夫在《论〈石头记〉王府本与戚序本》一文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王府本”、“戚宁本”和“有正本”(陈林按,其实就是“戚沪本”)“某些字的特殊写法,三本也都往往一样”。林冠夫写道:

 

如三本中凡碰到“针黹”一词,都写成“针爾”。又三本中“”字有时写成“(上)(下)”,但妙在凡写成“(上)(下)鬼”的几处,三本也都相同

林冠夫:《论〈石头记〉王府本与戚序本》。《文艺研究》,1979年02期,第115页。

 

林冠夫的结论是:“三者字体迥异,显然非出于一人之手,今连特殊写法也都相同,正说明三者有一个共同底本,传抄时忠实地连同这种特殊写法也都保留下来。”(同上)林冠夫也许不知道的是,三者的“共同底本”就是“蒙古王府本”,而他所谓“三者字体迥异,显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说法也未必正确。

 

从此前陈林系列文章中的笔迹鉴定情况来看,“甲戌本”和“庚辰本”的字体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在书写特征上却大量相同,全都出自陶洙一人之手。由此可见,简单地根据字体的不同来判定抄手的不同,这是很不恰当的

 

另一方面,杜春耕声称“戚宁本”大量“影抄”“描抄”了“戚沪本”,这实际上是在说两个本子上的字迹大量“完全一致”或“非常相似”,这个判断跟林冠夫所谓“戚宁本”与“戚沪本”(“有正本”)“字体迥异”完全相反。

 

陈林根据三个本子的字体和书写特征两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三个本子的抄手基本上是同一人,这个人就是陶洙

 

在展开详细的笔迹鉴定之前,我们不妨首先简单回顾以往研究者对这三个本子字体的描述和分析情况,简要分析这些研究者的误判及其失误原因。

 

林冠夫在《论王府本》一文中简要述及“蒙古王府本”的抄写情况。他写道:“府本的抄手,在现有的几部《红楼梦》早期写本中,是人数最多的一部。根据字体的差异,可以确定参加抄写者至少十名。”(林冠夫:《论王府本》。《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一辑,第184页。)林冠夫在文中还列了一张表和示意图来说明各抄手分担抄写的情况以及在抄写过程中互相接受的情况。

 

林冠夫是“根据字体的差异”来判断抄写者的,然而“蒙古王府本”的字体并不像林冠夫明确切分的那样差异明显;如果是根据书写特征来判断,即使各回中的字体有较大差异,它们的基本书写特征仍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造成“字体差异”的可能性很多,比如用笔用墨的情况、抄写时体力和心理的情况等等,都可能造成抄写字体的差异,不一定仅仅是因为抄写者的不同。

 

林冠夫在文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有两名抄手“没有抄过整回,但时而接替其他抄手抄一、二页或数行”,如“壬”抄手“接替抄手甲,抄第三回第一页回目以下,即第三行至末行,又此回第十四页一整页”《论王府本》,第185页)。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蒙古王府本”(影印本)第一页(左)和第十四页。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蒙古王府本”(影印本)第二页(左)和第三页。

 

我们以“蒙古王府本”影印本第三回的图片资料来作对比,从字体上来看,林冠夫所称的“壬抄手”抄写的两页与“甲抄手”抄写的第二、三页,字体差异并不明显。真不知道林冠夫是以什么样的“火眼金睛”做出了如此明晰的判别。

 

另一方面,这四页纸上的字体在书写特征方面跟陶洙字体的鲜明特征完全相符合,如第十四页上“威”、“黛”、“識”三字的斜弯勾”写得特别长;第十四页上的“叫”、“幼”,第二页上的“协”跟“甲戌本”和“庚辰本”上常见的写法完全一致;四页纸上的字凡有一撇一捺者基本上都写得特别长大。根据这些书写特征,完全可以判定陶洙亲自参与了“蒙古王府本”的抄写。

 

林冠夫仅仅根据个人认定的“字体差异”就作出“抄写者不同”的判断,显然是很荒谬的。郑庆山在描述和分析“戚宁本”字体差异时,倒是从侧面透露出造成“字体差异”的不同原因。

 

郑庆山《论戚宁本〈石头记〉》一文中提出:“戚宁本的抄手共十七人一色楷书,颇工整。”(郑庆山:《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61页。)按郑庆山的计算,“戚宁本”才是“《红楼梦》早期写本”中“抄写人数最多的一部”

 

从郑庆山的自述来看,他并不是根据“字体差异”,而是根据“笔迹特征”来分辨抄手的;可是郑庆山所说的“笔迹特征”并非笔迹鉴定中的“本质特征”,如特殊笔画、特殊结构等,而基本上属于用笔、用墨、用力、用心这些“非本质特征”,如“A:工整不苟,浑厚”,“B:用狼毫写,笔锋细锐”,“N:较其他回略显粗草”(《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第161、162页)。

 

同一名抄手,用狼毫自然会写得“笔锋细锐”,用羊毫则会写得“浑厚”;用心自然能写得“工整不苟”,不用心当然是写得“粗草”。很显然,郑庆山分辨抄手的根据只是“非本质”的“笔迹特征”,其准确性当然会大打折扣。

 

尽管郑庆山分出了“十七名”抄手,然而从他对字迹的描述来看,有些抄手差别并不大,或者说几种字迹根本就没有本质区别,如“D:用狼毫书写,细劲如刻,与B手不尽相同”,“E:笔迹与D极相似”;又如“G:相当标准的馆阁体”,“H:笔画有力度,不如G的字体标准”,“K:字体长于G,显得清瘦些”,“O:走之第二笔与末笔相连,与G不同,比G受看”,“P:比O有劲气,有力度,锋利些”(同上,第161、162、163页)。

 

根据魏绍昌、杜春耕等人的描述以及目前公开的几张“戚宁本”图片资料来看,“戚宁本”的字体本来就是比较标准的“馆阁体”,因此郑庆山的抄手细分法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他的细分仅仅是描述了不同回目中相同字体的不同用笔、用墨、用力、用心等情况,以及他个人对这些字迹的观感

 

4、陶洙亲笔抄录“戚沪本”的笔迹鉴定

 

通过以上讨论分析,对“戚序本”研究的重点就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陶洙是否亲笔抄录了“戚宁本”和“戚沪本”?陈林对此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

 

由于陈林手头暂时没有“戚宁本”完整的图片资料,而“戚沪本”是“有正本”据以照相石印的底本,因此陈林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出版的《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即“有正本”图片资料作笔迹鉴定的基本材料。

 

在作笔迹鉴定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陶洙是否能够书写“馆阁体”?从陶洙的生平经历和字画作品两方面来看,陶洙这个“丹青妙手”完全能够写一笔漂亮的“馆阁体”。

 

“馆阁体”是明清两代极为流行的“标准字体”,科举考试和公文誊写都要求使用这种漂亮匀称的小楷。据清华大学数字建筑数字图书馆网站上“营造学社历史”栏目中有关陶洙的资料,陶洙是“前清附生。历任内务部人事科长,芜湖关监督”,这样一种求学和任职的经历是陶洙能够书写“馆阁体”的坚实基础。从陶洙的书画作品来看,陶洙的确能写出非常漂亮的“馆阁体”。

 

1946年(丙戌)春,陶洙作山水画一幅,画面右上角的题签用的是漂亮的行楷,粗看颇似大书法家启功的字体,而启功的字通常就被人称为“现代馆阁体”。陶洙的题签见下图: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1938年(戊寅)夏,陶洙曾作扇面花卉图一幅,题签“秋风似学金丹术,戏把硫磺制酒杯”等字就是相当漂亮端庄的“馆阁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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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洙既然能够书写“馆阁体”,那么“戚沪本”上“楷法严谨,字体工整,一气呵成”(魏绍昌语)的“馆阁体”是否为陶洙亲笔书写呢?参照陶洙字体的几大鲜明特征对“有正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陶洙的个性书写特征在“有正本”中大量呈现。

 

“有正本”中有大量“斜弯勾写得特别长”的字例,现从前八回中试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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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本”中大量常用字“特殊结构写法”跟“甲戌本”和“庚辰本”完全一致,现从前八回举部分字例作比较。下图中每组最上一行是“甲戌本”字例,中间一行是“庚辰本”字例,最下一行是“有正本”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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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比较的是三个本子上常用字“特殊结构”完全一致的情况。“有正本”上的一些常用字,有的“特殊结构”写法同于“甲戌本”而异于“庚辰本”,而有的则同于“庚辰本”而异于“甲戌本”,如以下字例:

 

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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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最       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其庸曾根据“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熙”、“卿”、“协”、“幼”四个字的特殊写法相同,判定这两个本子有同一个抄手参与抄录,如上图所示,“有正本”上的“幼”字恰恰跟“甲戌本”和“庚辰本”上的写法完全一致(第二组右起第三行);另外,“有正本”第三回正文最末一页第一行的“”字也跟“甲戌本”和“庚辰本”上的写法完全一致(陈林按,指右边一竖写成了单独的一撇),如下图: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有正本”第三回正文最末一页。“甲戌本”(上)、“庚辰本”(中)、“己卯本”(下)上的“熙”字比较。

 

陶洙在“甲戌本”和“庚辰本”上写了不少错别字,例如第二回回前总评中的“输赢”之“”字,两本都错写成了“”字;有趣的是,“有正本”上第二回回前总评中的“”字也写成了“”字,跟前两本错得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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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本”(左)、“甲戌本”(中)和“庚辰本”(右)上“输赢”错别字的比较。

 

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陈林曾列图比较并明确指出,“甲戌本”和“庚辰本”在书写“通灵宝玉”和宝钗“金锁”上的篆文时,二者写法几乎完全一致,而大大不同于程甲本上的写法。“甲戌本”和“庚辰本”“通灵宝玉”上篆文的写法跟“有正本”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多;可是三个本子在书写宝钗“金锁”上的篆文时却基本一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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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程甲本、“甲戌本”、“庚辰本”、“有正本”上“金锁”篆文的异同比较,后三者基本一致。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作出明确的定论:“有正本”据以照相上石付印的底本“戚沪本”就是陶洙亲笔抄录的,狄葆贤和陶洙共同伪造贩卖假古籍“戚序本”的罪行完全败露;同时,“甲戌本”和“庚辰本”必定是在“有正本”之后晚出的假古籍,这个结论在“金锁”篆文的比较中进一步得到确证

 

“有正本”、“甲戌本”和“庚辰本”上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沏”字的异体字“,这个字同样可以证明陶洙亲笔抄录了“戚沪本”,同时进一步验证“甲戌本”和“庚辰本”必定是在“有正本”之后晚出的假古籍这一定论。

 

“有正本”第八回有一条眉批:“潗茶即泡茶,京语也。今本改作斟,误矣。”眉批之下的正文中就有“”字的运用,如下图: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程本系统的本子在对应处用的都是“”字,“有正本”的眉批指责程本(“今本”)用错了,这当然是眉批作者自作聪明的小把戏,可是这个小把戏却透露出了非常有趣的信息。

 

从狄葆贤的生平经历来看(参见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狄葆贤本人似乎从未在北京生活过,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上海及江浙一带;如果说“有正本”的眉批全部都是由狄葆贤所撰写,这位并不熟悉北京的南方人凭什么能写出“潗茶即泡茶,京语也”这种判断呢?陈林认为,这条眉批很可能并非狄葆贤所“原创”,而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陶洙所撰

 

尽管陶洙在其他“脂本”上对“有正本”的眉批一条都不录,但他亲笔伪造的“甲戌本”和“庚辰本”却完全照搬了“有正本”上自作聪明的“潗茶”,这就又一次暴露出了它们“麒麟皮下的马脚”。

 

狄葆贤和陶洙共同伪造贩卖假古籍“戚序本”的罪行完全败露,足以引发一系列有趣的推论和考证。例如,陶洙在19275月直接向刚刚回国、下榻上海沧州饭店的胡适写信,“推销”“甲戌本”,胡适的住处信息也许就是居住在上海、跟胡适交情不错的狄葆贤向陶洙透露的。如果狄葆贤曾经读过胡适于19283月发表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他一定知道所谓的“脂砚斋评本”全都是在“有正本”基础之上伪造的彻头彻尾的假古籍。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狄葆贤理所当然是陶洙诈骗谋财的同伙。接下来一个残酷的追问是:胡适难道真是一直被狄葆贤和陶洙蒙在鼓里吗?

 

以上分析和讨论,都只是对“戚序本”初步和简略的研究,这是陈林期待学界共同努力、对伪本进行全面深入学术探讨的“抛砖引玉”。“主流红学界”数十年来散布了连篇累牍的谎言,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搅得看起来无比复杂,令一般读者陷入重重迷雾之中;可是,如本文所论,狄葆贤和陶洙玩弄的骗局并不高明,到处都是漏洞,严肃的学者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就一定能够在“主流红学界”意想不到的地方击溃谎言,令百年骗局全盘瓦解。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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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山奥运百城记之广州

假如陈林是对的

 王小山按:假如陈林的理论是对的,主流红学家将没理由再用纳税人的钱供养,许多造假的案例都该拿到阳光下晒晒,整个主流红学界将陷入难堪的境地,甚至,极有可能有大批从前被称为学者的人要锒铛入狱。而要证明陈林是错的,则很简单,只要打破他逻辑链中最重要的一环。要打破这一环,只需要到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去,打开一本尘封的《娶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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